救還是不救？

　　這個問題，似乎是公眾面對近日一連串新聞的追問，又似乎在南京“彭宇案”后，輿論就傳達出一個信號：助人為樂是道有風險的社會學難題。

　　8月22日，“許云鶴案”二審。盡管雙方證據(jù)均不足，法院尚未做出最終判決，但輿論已率先將此案定性為“天津彭宇案”，公眾情緒基本一邊倒地支持許云鶴所說 “我是好心助人反被訛”。二審結(jié)束后王老太一家打算打車回家，也因司機怕被碰瓷而遭拒載。

　　也是近日，一條“老外地鐵救人”的消息引熱議。據(jù)稱，一名乘客在上海地鐵2號線車廂內(nèi)突發(fā)癲癇，周圍乘客大多因擔心被訛詐而選擇圍觀，只有一名老外上前施救。于是，網(wǎng)上再次響起一片對國人素質(zhì)和行善環(huán)境的聲討……

　　然而，且不說這些乘客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“國人”，就從媒體后來獲得的信息看，也有乘客給老外遞上紙巾，有老先生給病人遞上水。而周圍人之所以沒有更進一步的行動，不少是因為缺乏急救知識不敢盲目施救。

　　有人說，一段時間以來，只要街頭發(fā)生民事糾紛，一方自稱好心不得好報，總會被輿論冠之為某某版 “彭宇案”，輿論態(tài)度涇渭分明，常簡單作出道德取舍。更因網(wǎng)絡(luò)輿論有燃點低、互動性、放大性、傳播快等特點，有時真相容易被喧囂遮蔽，理性容易被某種觀念釀造的情緒左右，甚至，當基于經(jīng)驗的主觀判斷超過了對客觀證據(jù)的依賴時，圍觀者需要的未必是真相，而是一種符合自己的情緒。

　　應該看到，公眾情緒的背后所指向的，依然是當今社會面臨的誠信之困。有網(wǎng)友發(fā)出了這樣的感慨：“不信法，也不信人，還能相信什么？”對此，英國史學家艾瑞克·霍布斯鮑姆曾說：當人們?nèi)狈ι鐣跫s的信任時，就會重回“萬人對萬人的戰(zhàn)爭”狀態(tài)，在這種相當沒有安全感的環(huán)境下，他們互相反咬，甚至互相吞噬。當互信感減弱時，救人還是不救人，自然成了困擾人心的疑問。問題在于，帶有情緒化的簡單道德判斷，可以真正破解誠信之困嗎？

　　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

　　我們首先需要防范的，是單一的“道德先行癥”。在以道德觀望公共事件時，不要忘記對真相的尊重。因為在真相未明或被遮掩時，道德評價不僅會不夠精準，還有可能被泛化、功利化，甚至形成“二次傷害”。而真相的全面客觀還原，需要的是職能部門的坦誠相對，司法的公開透明，媒體的負責求證，以及公眾的耐心和理性。

　　其次，我們切莫患上過度的“道德焦慮癥”，以偏概全，把小概率事件當成是社會普遍現(xiàn)象，而中止了我們向善的力量。就看近期感人的愛心救人事件，既有杭州托舉生命的“最美媽媽”，又有深圳以“天使之吻”救下輕生男的“最美少女”，還有為救白血病少女棄考捐骨髓的湖北大學生，無不折射著人性光輝和對生命的尊重，而社會也毫不吝嗇地對他們報以敬重和贊美。

　　最后，我們更不能形成某種“道德依賴癥”?，F(xiàn)代社會誠信體系的真正形成，需要嚴明的法規(guī)和監(jiān)督制度保障，而不僅是基于“熟人社會”的道德譴責。在德國，乘公交無需檢票，而一旦在抽檢中被查到逃票，可能將會被計入個人信用記錄，影響就業(yè)、出境等各方面。逃票尚且如此，何況更惡劣的訛詐行為？因此，如何真正建立我國的失信行為懲戒機制，讓有“不良記錄”者受到全社會的監(jiān)督制約，讓“個人信用”成為行走社會的另一張身份證，讓司法取證和判決更加謹慎公正，讓多數(shù)人愿意誠信為人且自覺篤行，才是我們尤其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。